吳肇章案
蔣一方面需要地方豪紳來推行田賦徵實，豪紳在推行過程中假公濟私是常態，畢竟不給利益誰會替蔣工作？徐堪把基層人員納入徵糧體系，造成國府行政費用猛增，根據張公權書中所寫，行政開支從1940年占總支出4%，到1941~44年期間的1/3強，除了通膨因素外，各種管制措施和組織擴充皆需要人力，國府原有的行政人員並不能應付
尤其在田賦徵實這塊，推動時很多延續過去清代方法，各縣市的糧食管理機構委員九人，除縣長、財務主管、糧食主管、商會主席及糧食同業公會主席為當然委員，其餘由縣長遴選公正仕紳。中央可控制只有縣長、財管和糧管三人，與其說縣長選仕紳，不如說仕紳選縣長，沒有豪紳支持，縣長只是空架子。
縣級架構如此，基層更受胥吏擺布，劉善述在〈論改善田賦徵收制度〉(收錄在《田賦征實》四)中詳述
"考各縣催徵田賦人員，不外1.櫃書；2.里書；3.催徵警。櫃書權力最大，每縣人數三人至六人，里書直屬櫃書管轄，名義上雖號里書，實際上數里始有一里書，彼等負實際徵收之責，對於糧戶最為熟悉；催徵警即武裝催徵人員，由縣府名義派出，直接受櫃書之指揮，里胥下鄉催徵時常率此等催徵警，簇擁前往，威風凜然，苛索勒詐，無所不用其極。
此等催徵人員，代有師承，盤據稅務，自成系統，尤以攜串遊徵，洵至胥吏鄉紳，溝通作弊，包攬把持，欺壓鄉民，言之殊堪痛心！今雖改易名稱，然營私舞弊，一仍舊貫，此等催徵方法，如不急謀改善，實無以廓清積弊與民更始。徵課租稅，納稅者規避積欠，為常有之現象，田賦徵收，亦難獨免。"
田賦徵實實物繳納手續略圖
蔣只能在徵收辦法儘量減少上下其手的空間，對於徵稅結構莫可奈何，但民怨還是要處理，只好再祭出公子獻頭，1941年12月5日《大公報》(重慶)刊出一則消息〈制裁囤積居奇 成都一帶逮捕不法同人多名 經濟會議決依法嚴辦〉
所抓人員很多跟劉航琛有關，報導中的川鹽銀行、川康平民商業銀行劉皆為董事長，他利用銀行資本將川閥、地方豪紳和中央要員結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益網絡，而銀行周轉不少跟他為糧政要員握有的權力有關，蔣有意借此案敲打劉與川閥，要他們收斂，對方也不好惹，雙方就此展開一系列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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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
「在一縣裡只須嚴辦幾個有勢力的為富不仁之徒，糧食問題自然可以解決的。」〈蔣委員長對來渝參加糧食會議各縣市長講：「糧食管理要點與縣長的重大責任」〉民國29年11月12日
楊全宇案
蔣把川閥問題丟給張群後，決心要全力對付糧價，從上面的演講可以看出蔣打算公子獻頭。楊全宇被搞下台前，王纘緒、楊森籌組的大川銀行在7月成立，邀請他出任董事長，雖然實權在王的女婿熊覺夢身上，畢竟是個轉機，在9月9日面見蔣得知去職後，在重慶與大川分行經理歐書元(楊森人馬)商談，表示有資金但沒門道操作糧食交易，希望歐能代為接洽，歐後來找萬福臻雜糧店經理李佐臣訂購小麥共1180.8市石，歐與楊雙方來往書信後來成為楊全宇案定罪關鍵。
蔣在12月下令拘補，20日由軍統局移交軍法執行總監部，楊不知在他被抓時，下場就已經注定
楊被抓後很快就認罪，他自認對禁囤令認識不清，以為小麥不在禁囤令範圍，希望上層念在報效黨國又是初犯的情份上，從寬議處，熊覺夢也透過關係向何成濬(時任軍法執行總監)關說，沒想到判決結果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蔣在移交時下四道手令「限三日內如批示執行，勿得延誤」
全文如下
楊全宇歷充黨政要職，而竟於此物價糧食嚴重時期，從事於囤積居奇，實屬有意破壞抗戰擾亂社會。應即處以死刑，以昭炯戒。
歐書元身為銀行經理，乃甘為楊全宇為驅使，代為購囤糧。應即處以有期徒刑十年，以儆效尤。
李佐臣代歐書元以福民麵粉廠名義，囤積大批小麥，殊為朋比作奸之奸商。應即處以有期徒刑五年以儆效尤。
本案封存小麥七百壹十七石四斗，應即全數沒收充公，交由全國糧食管理局處處理，作為賑濟被災貧民之用可也。
23日槍決後，《中央日報》(重慶)24日二版刊出
〈楊全宇正法，軍委會通電各省市，布告週知以昭炯戒〉
蔣藉此對外宣示糧食強制管理和威嚇地方豪強，28日留下「楊全宇於二十三日伏法後，人心為之一快，物價已趨平穩」，年末回顧寫下「石友三通敵謀叛與楊全宇囤積居奇，兩人先後正法，關於軍事與經濟前途之影響甚大」，糧價在楊死後安靜一陣子，但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到1941年4月情況更加嚴重，5月連蔣都承認「成都米價現竟漲至每市石二百元以上，政府不論用何方法取締皆不生效」
蔣至此再出招，推出糧食部與真正的大絕─田賦徵實！！！
蔣面對田賦征實尚未落實前的糧食缺口只好叫新任糧食部長徐堪負責，徐堪則找川閥鄧錫侯、劉文輝和潘文華幫忙，結果事情立刻辦好，「余乃知囤積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為當地之軍閥也。」6月7日與川閥會面惱怒寫下「以糧食騰貴，乃得意忘形。可嘆！」得知重慶隧道慘案後6月8日憂心忡忡「敵機日夜轟炸，糧價日漲，而又發此隧道慘案，人心憤激異常，社會隨時可生變亂，可憂孰甚！」
為了方便地方豪紳的取樣，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議員為例
四川省臨時參議會議員背景，引自《抗戰時期省級民意機構的建立：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為例的討論（1939-1945）》，許秀孟，台師大歷史所碩論(2011)，以下簡稱〈抗戰川省臨參會討論〉
很多參議員不是單純的地主，不少本是軍人或同盟會員，或與川閥有姻親或利益關係，如第二任議長向傳義是熊克武的兒女親家，周道剛、黃肅方、陳國楝等曾為軍人，在國民黨內部與川閥具有影響力
「嚴厲取締囤積居奇，不啻與川省地主階級搏鬥，而川省地主階級，非僅為單純占有土地之人民，抑且有其政治上及軍事上之潛勢力，故取締囤積居奇乃一力量問題及政治問題。」《糧政史料》第四冊，轉引自〈糧政討論〉
殺楊對地方並沒有殺雞儆猴的效果，他雖是本地出身，但長年在外，對當地豪紳而言是外人，王瓚緒又與川閥交惡，他出事到被殺，除了透過王的關係在中央找人關說外，竟無人願維護，對比之後的吳案更能看出兩者結構上的差異，他身上的黨政要職反成讓他死亡的原因，不免諷刺。
在討論雙方角力之前，先探究真正影響抗戰糧食與戰爭物資供應關鍵的「田賦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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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討論國府對糧價的控制與地方角力的過程，藉由糧食控制的爭奪，中央政府為何要依賴地方豪紳，地方豪紳如何透過權力結構鞏固，甚至連中央都束手無策。這對理解國府「近代王朝」式行政能力很重要，這種結構源自清代的「原額財政」，清代則是繼承明代體系，這種經濟與權力結構並不隨朝代的更換而改變，直到共產政權才打破，最後談及國府與共產兩方光行政能力上的不同導致稅收能力的差異。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
〈抗戰時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蔣中正對楊全宇、吳肇章囤積案的處理〉，王超然，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89期(2015)，蔣的演講、手令與日記大多引自此文
《中國通貨膨脹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張公權著，楊志信摘譯(1986)，文史資料出版社(中國)，抗戰時經濟與通膨數據大多引自此書，文中不再附出處來源
"蔣氏以戰前的貨幣穩定情況為依據，過於自信有能力克服戰時經濟中所出現的財政困難。而政府大員們又被中國傳統信念和現代獨裁思想相合併起來的奇怪邏輯所支配，即「有土斯有財」和「只要有絕對權威，什麼東西都會有」。因為國民政府操有絕對權力，法幣就必定能夠控制真正為戰事所需要的一切資源。"《中國通貨膨脹史》P.5
張公權入木三分的描寫對日抗戰前蔣政權的心態，只要有權有錢，想要就辦得到。但開戰後，蔣校長眉頭一皺，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1937-1939年中國通膨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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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早、中期財政繼承晚明財政體系(原文中大數字、年代改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一樣以田賦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列三組數據
《清聖祖實錄》
順治18年(1661)
人丁戶口1913萬7652，田地山蕩畦地526萬5028頃29畝有奇，
徵銀2572萬4124兩有奇，米豆麥610萬7558石有奇，草226萬4640束，茶15萬7823引，行鹽412萬8387引，徵課銀272萬1212兩有奇，鑄錢2萬9158萬4600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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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劉陶傳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
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
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帝竟不鑄錢。古人對大錢有兩種理解，一是虛增面值，一是錢文相符的精良鑄幣
虛增面值史書記載很多，就不詳敘
做錢文相符的精良鑄幣解釋如漢書‧食貨志：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看背景跟周景王幾乎相同，因此在錢文相符的精良鑄幣解釋較合文意，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做虛增面值解釋，這時就要看後漢書跟後漢紀同一件事記載差異
後漢紀‧桓帝紀
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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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看《走馬樓吳簡經濟文書研究》，對書中所寫：
出土的「五銖」錢那麼多，是不是它呢？......西漢後期，五銖頹象已現。歷經王莽禍亂，五銖錢一蹶不振。東漢只鑄過一次五銖錢，甚至有一段時間封錢不用。直到東漢後期，才又鑄了一次錢，但已非五銖，......因此可以肯定，流通於臨湘的鑄幣，即非在出土貨幣中數量最多但已過了氣的五銖錢，也非董卓的小錢。.......從斗米錢160，匹布錢3600等來看，估計當時流通於臨湘的主要貨幣，應是像稍後流通於三吳一帶的孫郎錢那種類型的錢。(頁296~299)
首先對東漢五銖有很嚴重的誤解，他所言的封錢不用，
是誤解後漢書‧朱暉傳的記載：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寑其事。
漢章帝一開始令尚書議之，但由於朱暉的反對作罷，其後又有人提起，這次已經下詔要施行，但朱暉不領情硬是要抗命，漢章帝最後作罷。
至於後期鑄錢是說靈帝的四出五銖
後漢書‧靈帝紀
(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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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主要參考《中國馬驢品種志》、〈漢代馬種的引進與改良〉
中國馬種主要分為下列5種(體高為公馬體高)
1.蒙古馬類型
在漢代這是匈奴、烏桓、扶餘等的主要馬種，東北的體型較大，西北的體型較小，體型中等(體高130cm左右)，特點是環境適應力佳、挽力中等、奔速尚可 2.西南馬類型
巴蜀馬，史記所寫的笮馬即是此型，體型小(體高115cm左右)，特點是山地行走能力佳、奔速快、但挽力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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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國大力推廣鐵製農具後，鐵製農具在西漢已經取代銅製農具成為主流
鹽鐵論‧水旱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下表則是考古挖掘出來的鐵犁鏵及部份鐵犁壁分布(本文大部份圖取自《中國農具通史》)
秦漢時代鐵犁出土表，可以看出秦代目前只有陝西有出土(戰國時期也有出土，但數量少)，但到西漢連新疆、甘肅、遼寧、貴州、廣西、福建等邊陲之地都有出土，說明此時鐵製農具已經推廣至全國。出土鐵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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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金錢的歷史》中的數據〝據估計羅馬帝國在西元二世紀中葉時的預算，每年高達二億二千五百萬「德納留斯」左右。〞德納留斯為羅馬的一種幣制，約為4克重的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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