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力
「在一縣裡只須嚴辦幾個有勢力的為富不仁之徒，糧食問題自然可以解決的。」〈蔣委員長對來渝參加糧食會議各縣市長講：「糧食管理要點與縣長的重大責任」〉民國29年11月12日
楊全宇案
蔣把川閥問題丟給張群後，決心要全力對付糧價，從上面的演講可以看出蔣打算公子獻頭。楊全宇被搞下台前，王纘緒、楊森籌組的大川銀行在7月成立，邀請他出任董事長，雖然實權在王的女婿熊覺夢身上，畢竟是個轉機，在9月9日面見蔣得知去職後，在重慶與大川分行經理歐書元(楊森人馬)商談，表示有資金但沒門道操作糧食交易，希望歐能代為接洽，歐後來找萬福臻雜糧店經理李佐臣訂購小麥共1180.8市石，歐與楊雙方來往書信後來成為楊全宇案定罪關鍵。
蔣在12月下令拘補，20日由軍統局移交軍法執行總監部，楊不知在他被抓時，下場就已經注定
楊被抓後很快就認罪，他自認對禁囤令認識不清，以為小麥不在禁囤令範圍，希望上層念在報效黨國又是初犯的情份上，從寬議處，熊覺夢也透過關係向何成濬(時任軍法執行總監)關說，沒想到判決結果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蔣在移交時下四道手令「限三日內如批示執行，勿得延誤」
全文如下
楊全宇歷充黨政要職，而竟於此物價糧食嚴重時期，從事於囤積居奇，實屬有意破壞抗戰擾亂社會。應即處以死刑，以昭炯戒。
歐書元身為銀行經理，乃甘為楊全宇為驅使，代為購囤糧。應即處以有期徒刑十年，以儆效尤。
李佐臣代歐書元以福民麵粉廠名義，囤積大批小麥，殊為朋比作奸之奸商。應即處以有期徒刑五年以儆效尤。
本案封存小麥七百壹十七石四斗，應即全數沒收充公，交由全國糧食管理局處處理，作為賑濟被災貧民之用可也。
23日槍決後，《中央日報》(重慶)24日二版刊出
〈楊全宇正法，軍委會通電各省市，布告週知以昭炯戒〉
蔣藉此對外宣示糧食強制管理和威嚇地方豪強，28日留下「楊全宇於二十三日伏法後，人心為之一快，物價已趨平穩」，年末回顧寫下「石友三通敵謀叛與楊全宇囤積居奇，兩人先後正法，關於軍事與經濟前途之影響甚大」，糧價在楊死後安靜一陣子，但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到1941年4月情況更加嚴重，5月連蔣都承認「成都米價現竟漲至每市石二百元以上，政府不論用何方法取締皆不生效」
蔣至此再出招，推出糧食部與真正的大絕─田賦徵實！！！
蔣面對田賦征實尚未落實前的糧食缺口只好叫新任糧食部長徐堪負責，徐堪則找川閥鄧錫侯、劉文輝和潘文華幫忙，結果事情立刻辦好，「余乃知囤積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為當地之軍閥也。」
6月7日與川閥會面惱怒寫下「以糧食騰貴，乃得意忘形。可嘆！」得知重慶隧道慘案後6月8日憂心忡忡「敵機日夜轟炸，糧價日漲，而又發此隧道慘案，人心憤激異常，社會隨時可生變亂，可憂孰甚！」
為了方便地方豪紳的取樣，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議員為例
四川省臨時參議會議員背景，引自《抗戰時期省級民意機構的建立：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為例的討論（1939-1945）》，許秀孟，台師大歷史所碩論(2011)，以下簡稱〈抗戰川省臨參會討論〉
很多參議員不是單純的地主，不少本是軍人或同盟會員，或與川閥有姻親或利益關係，如第二任議長向傳義是熊克武的兒女親家，周道剛、黃肅方、陳國楝等曾為軍人，在國民黨內部與川閥具有影響力
「嚴厲取締囤積居奇，不啻與川省地主階級搏鬥，而川省地主階級，非僅為單純占有土地之人民，抑且有其政治上及軍事上之潛勢力，故取締囤積居奇乃一力量問題及政治問題。」《糧政史料》第四冊，轉引自〈糧政討論〉
殺楊對地方並沒有殺雞儆猴的效果，他雖是本地出身，但長年在外，對當地豪紳而言是外人，王瓚緒又與川閥交惡，他出事到被殺，除了透過王的關係在中央找人關說外，竟無人願維護，對比之後的吳案更能看出兩者結構上的差異，他身上的黨政要職反成讓他死亡的原因，不免諷刺。
在討論雙方角力之前，先探究真正影響抗戰糧食與戰爭物資供應關鍵的「田賦征實」
田賦徵實
1941-1945田賦徵實數
1941-1945支出、收入、赤字、田賦徵實數額表
「田賦徵實」最早由閻錫山在山西推動(1939)，其後福建、浙江、陝西(1940)相繼施行，但制度不同，晉徵實物緩解軍糧問題，閩、浙、陝還是收貨幣等於變相加稅，四省以晉施行較成功，唯山西省晉系、共軍與日軍交錯，實控區域不多效果有限，施行辦法與結果上呈中央後，蔣有鑑於四川面臨同樣的問題，行文給賀國光：「以後徵糧應以榖米為準，而不以貨幣為主，此雖新辦法，初行或不甚便，
但非此決不能持久生效，務望先令各有關機關切實研究實施。」(1940年7月20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四十四冊，轉引自〈糧政討論〉，但此時蔣尚未打算強力推動，到1941年4月糧價按耐不住，蔣終於下決心實施「田賦徵實」。
田賦徵實一節參考《抗戰建國史料─田賦徵實(一)~(四)》，秦孝儀主編(1988、1989)
此時重要的議程、行政命令跟蔣的指示羅列如下：
1940年11月13日 行政院會議通過「為調濟軍糧民食准各省田賦酌徵實物案」
1941年3月29日 行政院頒布「田賦改征實物暫行通則」
1941年4月上旬 KMT第五屆八中全會通過「為適應戰時需要擬將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以便統籌而資整理案」
1941年4月29日 蔣：飭各省政府加速趕辦土地陳報及利用其成果徵收實物電
1941年6月 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蔣：說明田賦劃歸中央徵收之理由及其結果(開幕演講)
「各省酌徵實物案」施行後，各省為增加財政自行加賦，不但沒調節糧食的效果，更造成輿論譁然，因此中央又頌布「田賦改征實物暫行通則」，將各省的自主權利收歸中央，但還是有許多模糊地帶。從兩案內容的改變代表蔣對田賦收歸中央統籌分配的決心，與孔祥熙討論後，由財政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
孔對田賦徵實的態度不甚堅定，財政部原提草案辦法甲項：凡軍糧民食亟待調劑地方之田賦，一律征收實物；其產糧不足地方，呈經中央核準者，仍征國幣。乙項：依據三十年度省縣田賦正附稅之全額每元酌征稻麥一市斗至四市斗。其情形特殊省份，得依現所田賦正稅一征折合銀元數按元酌征實物，或依田賦原額按兩酌征實物。
給的彈性空間太大，很容易上下其手，蔣當然不滿意這兩個提案，透過施壓跟政治操作將議案帶往他想要的方向，上自中央下自地方對此政策有太多的疑慮，因此最後僅通過大原則，原則如下：
甲、自民國三十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戰時一律徵收實物。
乙、田賦徵收實物以三十年度田賦正附稅總額每元折徵稻穀二市斗(產麥區得徵等價小麥，產雜糧區得徵等價雜糧)為標準。其賦額較重之省份，得請由財政部酌量減輕。
丙、徵收實物實施辦法及細則，由各省財政廳分別於本年七月三十日以前擬訂，呈淮施行。
丁、各省徵收實物採用經徵經收劃分制度。凡經徵事項，由經徵機關負責。經收事項，由糧食機關辦理。
田賦徵收組織圖
財政部依原則制訂「戰時各省田賦徵收實物暫行通則」，但各省觀望居多，蔣也明白如果不做出實績，各省是不會乖乖照做，四川推行的成敗將決定「田賦徵實」的命運。
這個重責大任就落在新任的糧食部長徐堪身上，徐知道要落實田賦徵實，必須找一個能在川閥跟地方豪紳面前夠份量的人，他找上劉航琛(已故劉湘的財政廳長)，6月蔣請劉會面商談缺糧問題，請他到瀘洲買糧，劉請蔣派秘書程懋型(曾任瀘洲縣長)隨行。
這有兩層用意，一代表中央監督，二具地緣關係，並要蔣給予現款，避免盧作孚的錯誤(盧在1940年年初糧管局長任內訂1000萬石，先付1/10訂金，剩餘米到付清，後來米價大漲，百姓只願交已付訂金的100萬石，後面要重新議價)，談完立刻發新聞稿，〈劉航琛親赴各縣策劃，川東南糧食趕運渝，三個月內至少可到三十萬石，週內可運來五萬石濟銷渝市〉，商務日報(重慶)，1941年6月19日
劉之後與大地主和糧商協商，他們要求一石120元，劉則出125元，付現後再起運，由於條件優渥，一下就達成協議，蔣本來要劉一個月內籌30萬石，劉總共簽下280多萬石，中央則先支付3億多法幣，7天內送來9萬石，1個月內送來40幾萬石，暫時解決缺糧問題，蔣對劉的能力很滿意，之後田賦徵實也就交給他推動
劉先後任四川糧政局局長、糧食部儲運局局長及糧食部政務次長，他自述推動田賦徵實的方法："我請了許多紳士，用五部汽車載著他們跑了六十幾縣，到萬縣是萬縣的士紳，到富順是富順的士紳，因為只有他們的話，地方上才肯聽。"引自《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沈雲龍等訪問、張朋園等紀錄(1990)，只要對明清地方官場有了解，就知道這套跟地方官上任後先探訪仕紳一模一樣，沒有尋求仕紳的支持，「田賦徵實」難以推動
至於徐堪的戰場則在川省臨參會，為表示對四川的重視，徐堪親自出席臨參會，照「戰時各省田賦徵收實物暫行通則」，四川的田賦正附稅額為9980萬元，需納糧近2000萬市石，臨參會議員群情激憤，比原定的稅額增加至少一倍，徐立刻與川省財政廳長、建設廳長討論，將稅額下調至1200萬石
臨參會與中央的歧見，紅色圈起處為最主要的問題，引自〈糧政討論〉
張群特別提醒徐：「縣級應需之穀，不在徵收或徵購額內劃撥，但攤購之穀全賴縣區鄉保人員推動執行，若此穀與彼輩有關，必皆踴躍從事，若不令劃撜，深明大義能有幾人？倘認為自被歧棄，縱不從中撓阻，亦敷衍塞責，竊恐礙及購額。」
在張的提醒下，徐也將基層行政人員納入體系內，雖然降低推行的阻力，但也增加民眾的負擔，共黨則是用不同的方法將效能提高，最後比較時會再談及。
在四川推行成功後，各省紛紛效法，為中國打贏抗戰提供堅實的後盾，也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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